被采访者经历及荣誉简介
1984年9月-1988年7月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8年9月-1990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双学位班毕业，获法学第二学士学位；1990-1999年湘潭大学法学院任教，讲授《法学专业英语》、《知识产权法》等课程，28岁破格评为法学副教授，32岁破格评为法学教授；1999年9月-2000年2月，网投十大信誉排名法治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主攻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问题；2000年9月-2003年6月，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学习，师从郑胜利教授，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法的一种认知模式”；2003年9月-200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研究，主攻“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问题；2005年9月-至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任教，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法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目前兼任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一般项目1项，承担国家级项目10余项。迄今出版个人独立著作13本，主编作品30本，在国内外重要核心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100多篇，是国内最早体系化研究“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学者，其著作《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先后被遴选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和“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知识产权法哲学》、《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等专著也受到很大关注，对学术界影响颇大。其获“网投十大信誉排名研究生学术十杰”、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学者、“首批国家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首届北京知识产权十位有影响力人物”、“首批全国知识产权领军人才”等学术奖励与荣誉。
初涉知识产权领域：前景不明的抉择
王：老师您本科并不是学法律的，后来为何选择了知识产权方向，您当时对知识产权法怎么看待的呢？
冯：我本科学的专业涉及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我学习知识产权法算是机遇巧合加兴趣。1988年本科毕业前夕，正巧中国人民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个关于知识产权合作培养人才的项目，听说当年本来一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准备和北大合作的。1988年那时，中国的立法还不够健全，知识产权法更弱，北大可能就给忽略了，然后就花落了人大。这个项目是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我没有硕士学位，后来考北大博士是同等学力考试，加试了政治和法学专业课（笑）。所以你说选择，还真不是那么煞有介事，刚好有这么个项目，学经济与管理相关专业时，也接触些法律知识，对法律还比较感兴趣。
当时我作为个学生，不太可能有高屋建瓴般的预测，但是隐约感觉到“知识产权”是一门具有前途的新兴学科。再说到我本科的专业，对我后来学习法律，也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我后来写《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专著，可以说得益于本科专业背景，后来写《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专著得以从经济学角度较专业地分析。现在国外大学法学教育，就有点类似我自己当年的学习经历，国内我还算是跑了个先（笑）。学法律的人，还真是要懂一点儿其他专业知识，不管是经济管理的，还是政治哲学等人文社科的，或者技术工科背景，都是有用的。
从教授到学生：人生就是一个学习过程
王：冯老师，您来北大学习之前，已经是湘潭大学的教授了，在世俗的眼光看来，肯定算已经事业小成，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为何要来北大做教授级学生呢？
冯：首先，北大，这个被称为燕园的地方，不仅是芸芸学子的梦想之地，其实也是国内多少知识分子仰慕的地方。能来这片园子，享受到名师指点，交同窗之友，结志趣之朋，专心学术研究，这是人生之非常幸福之事。
我也是学生时代高考憾失北大的学生哦（大笑），所以心里尚且有一梦未圆，这个梦甚至寄望于在自己的后代上实现（现在已经实现啦，我的小孩本科在北大元培学院，目前已保送北大研究生）。并且毕业后10来年就蛰伏湘潭之地，虽然教学科研得到学校方面的肯定，32岁破格提为教授，但是还是感觉需要一些新的资讯和思想的刺激，帮助我进一步打开研究思路。所以，我一直也在寻求继续深造学习的机会。恰巧，1999年7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当时中心主任是郑胜利教授）在全国遴选2名高级访问学者进行为期1个学期的研究，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得到当时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支持，我就以北大法治研究中心的高级访问学者身份来北大学习了。
这期间，通过和学者们之间的一些交流，自己研究的思路和眼界大为打开。不过1个学期的时间毕竟太短，这期间发现的一些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东西，没来得及深入。访问学习结束后的几个月里，经过一番权衡以及和校方的沟通，决定继续来北大攻读博士学位。这样，2000年3月，我就参加了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博士生招生考试。最后我们那一批法学类专业的博士生，有4个都具有教授职称，所以我知道积极求取的人大有人在，也感到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的正确性。
现在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已10年了。从学术成就上来讲，我感觉还是有一些进步。如今对知识产权的一些问题，无论是时事、案件，还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等，我做为一个学者，在没有个人利益诉求情况下，站在公正的立场，能提一些意见。如近年接受国务院法制办、中国法学会专门委托，出具关于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修改的专家建议，接受全国人大法工委、法律委员会等的邀请出席商标法修改专家会议，接受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委托负责起草《专利保护与促进法》专家建议稿，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案例指导工作。所以，我很感激这段被你称之为“教授级学生”的求学经历。这有点像从“小我”到“大我”的过程，如果把我当年32岁被评为一名“青涩”的教授，因此也衣食无忧，事业小成，在一方受人尊敬的状态称为“小我”的话，那我想，现在我通过自己踏实的研究，能发出一些声音被人听到、被上级机关重视，能说几句良心话，算是“大我”吧。（笑）
感恩学术领路
王：冯老师您在北大攻读博士期间，最喜欢的一门课是什么，都有哪些老师让您印象深刻？
冯：说到最喜欢的一门课，我还真是能非常明确地立即回答你，就是知识产权法哲学，真巧就是郑胜利老师教授的，而他同时是我的导师，所以我最印象深刻老师，也是郑老师。
郑老师教授这门课，是以博士们专题发言，集体讨论的方式教授的。当时知识产权法哲学的论著，国内没有研究的，在国外也仅找到一本。我们就一边翻译，一边学习。话说一本好书，一学期内容丰满的课，有时确实就足以诱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和帮助摸索到研究方向。就是通过这门课，我对知识产权法哲学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我想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急需学者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来弥补这块空白。所以，我一边忙博士论文的写作，一边也在研究这个主题。为了开阔眼界，其中在2001年9月至2002年9月，还受国家公派赴加拿大温哥华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研究。博士毕业前夕出版了《知识产权法哲学》一书。博士后阶段，更加专注于这个方向，博士后出站的时候，完成《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一书初稿，第二年正式出版。
王：你是否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
冯：我的博士论文是“利益平衡论——知识产权的一种认知模式”。博士论文的选题当然是很重要的，当时我也想过好几个题目，但觉得都不够好。为什么说郑老师对我影响比较大呢，因为我最终的这个博士论文题目就受到了郑老师的启发才选定的。我当时是读了他1984年在东京大学的一篇演讲稿，主题就是关于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机制，文章篇幅不长，作为演讲稿无法深入论证，但是对我启发很大。
题目确定后，写作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遇到瓶颈，资料找不到，思路断截，都有过。但是最后还是都坚持下来了。而郑老师作为我的导师，领路启发与交流指导，对我的影响可以说很大。当然，北大学习期间很多其他教授们的思想对我也启发很大。
不偷懒的博士
王：冯老师，博士只有三年，一篇博士论文都让很多人绞尽脑汁，甚至不得不延期毕业，但您不只是完成了一篇不错的博士论文，好像还出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法哲学》专著，您可以跟我们谈谈是怎么做到的吗？
冯：嗯，我出版《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一书是在2001年9月，现在已经出了第三版，第四版正在出版中。我不敢说自己是第一个提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概念的学者，但是基本上算是国内最先系统论证这一主题的学者之一。这本书是我较为满意的著作，也受到各方面肯定，是后来的“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教材规划最初版本。当然荣誉是次要的，重要的是确实对培养知识产权复合型人才起到积极作用、对企业管理实务具有重要创新价值，这是作为学者最高兴的事。现在，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这一块已经是一个很热的主题，知识产权战略也上升到国家层面（2008年国务院即发布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十七大则首次写入党章中），而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块。对于学者费劲心力写出来的东西，一方面若能显出一些先见，另一方面如果不那么容易过时，是对学者最大的肯定。
说到多产，读博士的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我当时来北大读博士的时候，已经有了10年的研究和教学经历，有一个较好的基础，在加上自己教授法学专业英语多年，研究外文资料没有语言障碍，这使得研究比一般人肯定有些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上，如果我仅仅写了博士论文，没有别的一些收获，那肯定就是我偷懒了。
践行北大精神
王：您能跟我们谈一下对北大精神的理解吗？以及北大的学习经历、北大人的精神对您的日后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吗？
冯：一般对北大精神的阐释，比如说科学、包容、严谨、求实、思考创新等，这我都比较认同，也颇受其益。先说严谨、求实，当时来北大学习，身边的同学都勤奋自主，那种氛围，非常积极向上。虽然我从上学到后来为人师多年，一直都比较自醒自持自主，但是北大这几年的经历，我觉得还是更加深化了我这种意识。现在我算不上十分勤奋之人，但是保持规律的生活，长年来，都坚持早上8点开始做研究，中午12点吃饭，休息一个小时左右，接着工作到下午6点，另外早晚要留出一点时间锻炼身体，这样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且精力一直比较集中和旺盛，这样长久坚持下来，现在看来还是出了一些成果。说评职称什么的，这些对我来说早不是问题了，没什么现实的压力，之所以没有松懈研究，我想要归功于自学自主的习惯，以及对知识产权这门学科的痴迷和热爱。而思考创新，我现在常常跟我的研究生说要有“精品意识”，就是说讲的要思考、要创新的意思。读材料要读经典的、新的；要关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关注核心刊物的，读外文资料，尽量读原版原著；写文章，必须有自己的独到的思考和创新，这样才能成就“精品”。还有包容精神，是北大最显著的精神之一。包容确实很重要，研究相同的问题，由于站的立场和研究的角度不同，学者之间的观点有差异甚至迥异，都是有的，这时就需要包容的心态，包容使人谦虚、思路开放，避免偏见和固执。我在北大学到包容，现在对于生活和研究，以及带的学生有相左我的观点的，我还会鼓励学生，要是他最后能作出经得起推敲，甚至说服我一二的学术成果，我会非常高兴。学术的进步，就是在相异的观点的碰撞中逐渐接近真理过程，没有谁输谁赢分别，就好像盲人摸大象，摸到腿的人和摸到肚子的人，摸到的都是大象，只是角度各异罢了。
满意的职业归属
王：您能否为我们描述从事您这一类工作的法律人的工作、生活状况呢？
冯：选择什么职业，首先和性格有关。有的人，天生外向，能言善辩，这样的人不去做律师可惜了，如果进了老师这个职业，还有可能坐不住，做兼职律师，精力平衡又不容易。
作为高校教师呢，我不能代表所有的教师的想法，但就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是不错的，适合像我这样稍微不太能言、但能“坐得住”的人。做教师的人不是不能说，恰恰相反，我们还站三尺讲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作为老师，我们一辈子不知道对着一波又一波多少的学生讲过，但是我们的这种表达不同于那种有些技巧性、诡谲的辩论。做教师，同时也是学者，承担教书育人的职责，也需担负起为管理者进言献策的重担。所以要坐得住冷板凳，不能浮躁。成就大小与多寡，和坐板凳的时间还是有关系的。总体来说，我个人的性格，和教师职业还是比较契合。
在我看来，带学生，一个是需要兴趣，一个是要有责任心。现在一个老师一带就是十来个或者更多的研究生，论文指导的工作繁重。如果把这当做一种纯粹的任务，那可能就会有点负担。但是我对论文指导有些兴趣，我认为学生的研究也是很有价值的，对老师自己的研究也可能有帮助，甚至有些问题是老师未进行深入研究的，这种情况下老师无疑可以从学生那里学到更多。再说责任心，就是既然作为教师，教书育人可谓本分，指导好学生不过是在做本分之事，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只有对学生负责了，做好本分了，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科教完美平衡
王：就您自身的经验来讲，您觉得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现在的同学普遍反映和老师导师接触得不够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冯：一个人的时间的确有限，身负数职，就要讲究效率。我现在和同学交流，都是公共邮箱，用公共邮件将自己获得的一些宝贵的研究材料和同学分享，以及自己还没有发表的文章，都会发给学生们看。并且我们建立了例会制，让大家一起讨论读过的材料，也督促和检验学习，所以我的学生（尤其是硕博士生）跟我的接触非常频繁。另外我的研究项目，有机会都让学生参与，让学生锻炼。确实，由于现在老师们一般带的研究生都比较多，不比多年前，一个老师就一两个研究生，现在确实精力有限。但是建立一个长期联系的集体制度，让学生们（研究生）不仅建立和老师的单线关系，还多提供学生之间的、学长学姐和学弟学妹的互帮互助的机会，通过各种集体活动和项目制度运作，最大效用地发挥老师点拨的作用、学生之间的互促作用，这样学生的迷茫感就会大为减少了。
寄语后辈法律人
王：就知识产权法方向而言，您觉得正在学习研究该部门法的年轻一代，将面临怎么的机遇和挑战呢？
冯：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现在还处在一个发展完善的阶段，与之相联系的技术研发也处在自主创新的热潮当中，包括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这么大一个市场，外面的企业要进来，国内的企业要走出去，2013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视知识产权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关注知识产权的法律人，不论是做律师，代理国内的、涉外的案件，还是学者，研究活跃的知识产权资本市场产生的新问题新热点，或者司法系统的知识产权人士，都是大有前景的。知识产权，也是一种资源，不同于传统的土地、不动产等资源，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但是却非常重要，世界保护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必将更加稳健的发展下去。发展中国家虽然抱怨这套由发达国家极力促成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他们的国情与现实。既然规则已经形成，我们无法回避，机遇与挑战并存，所以我说，年轻的一代，选择知识产权领域，大有作为。
采访人：王芳琴，12级知识产权方向法律硕士，校友会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