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30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Ntina Tzouvala（蒂娜·泽瓦拉）作为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全球化与比较法律系列讲座的主讲学者，就其专著《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在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凯原楼307会议室举办学术讲座。

本次讲座由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助理教授张康乐主持，网投十大信誉排名教授赵宏、长聘副教授陈一峰，博士后研究人员陈晓航、林兆然，2021级法学院本科生李祎琳、2021级元培学院本科生（法学方向）张卓然担任评议人。校内数十名学生与开讲嘉宾进行了互动讨论，活动反响热烈。

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

《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探讨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通过国际法，维持其对于“文明等级”的错误想象，并在这一过程中推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在国际法学中，尽管自1945年以来“文明标准”的重要性和使用频率有所下降，但其依然存在于《国际法院规约》中。“文明”的概念并未消失，而是以更隐晦的形式持续影响着国际法的话语体系，其内在逻辑和影响仍深植于国际法的话语和实践中。正如美国犹他州大学教授安东尼·安吉（Antony Anghie）在其著作《帝国主义、主权与国际法的形成》一书中所指出的，“文明”是“差异动态”（dynamics of difference）的表现。换言之，国际法一直在国家之间制造差异。

《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从方法论乃至本体论的角度界定“文明”：“文明”并非单一的概念，而是一种论述国际法中权利和义务的形式。“文明”具有分裂性和内部的不稳定性，在“改进逻辑”（logic of improvement）和“生物逻辑”（logic of biology）之间摇摆。一方面，普遍存在的“改进逻辑”将法律平等与对非西方国家的要求联系在一起，后者包括进行广泛的国内改革和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固有的“生物逻辑”基于不可改变的差异理念，不断推迟这种前景的实现。这种逻辑经常将非西方国家描绘为需要引导和监督的对象，永远处于改革的过程中，从而赋予西方国家单方面评判“文明”程度的权力，形成隐性的不平等。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与协同作用：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实际上是西欧政治权力在文化方面的特定表现；其次，当某些行为者能够单方面决定并评估特定的文明标准时，“改进逻辑”将转向“生物逻辑”。通过西南非洲案、伊拉克委任统治等一系列实例，可以看出国际法的语言是如何在两种逻辑之间来回摆动，并通过“改进逻辑”和“生物逻辑”维持殖民权力结构——“改进逻辑”被用来正当化对非西方国家的干涉和控制，而“生物逻辑”则强化了西方国家作为文明评判者的地位。

与此同时，在两种逻辑之间动荡的国际法话语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普遍化的交换和利润生产，具有矛盾性：一方面，资本主义不断扩张，以克服所有的限制和边界，使空间、法律、文化同质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以不平等的方式扩展，造成分裂、分歧、分层。这两种看似冲突的过程，实质上并行不悖，恰好映射了“改进逻辑”和“生物逻辑”的双重逻辑。这一论证贯穿于以下四个核心章节：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国际联盟与伊拉克的解放、西南非洲案与非殖民化的未竟机会、“反恐战争”与“文明”的生存。

《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立足于国际法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框架。其核心挑战是如何处理结构化的法律不确定性问题。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法学理论家们指出，法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批判法律在维护剥削与统治体系中作用的难度。不过，书中的观点略有不同——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不确定性这一现象，而是它所引发的解释结论，特别是赫尔辛基大学国际法荣休教授马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强调的，不确定性与法律偏见之间的分离。

讨论环节

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博士后研究人员陈晓航：

我有五个问题：第一，您是如何将自己的博士论文转化为专著的？在这个过程中，你收到了哪些评审者的反馈，并针对市场需求做了哪些改动？第二，您的研究跨越了一个很长的时段，澳大利亚学术界对此有何看法，他们如何看待语境主义？您如何处理这些批评？第三，关于“改进逻辑”和“生物逻辑”术语的使用，这些术语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它们与安东尼·安吉的“差异动态”理论有关吗？这些概念在资本主义历史背景下如何应用？第四，您如何理解目前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法的整体架构？最后，您在书中如何融入赫尔辛基大学国际法荣休教授马蒂·科斯肯涅米（Martti Koskenniemi）的不确定性结构？您在美国的批判性法律研究运动中如何定位自己？

Ntina Tzouvala：

第一，将博士论文转化为专著是一个自我反思和成长的旅程，从形式主义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在答辩后，通过重新阅读文献和自我挑战，我几乎重写了整本书，这一过程耗时四年，最终在2020年出版。第二，面对长时段分析的批评，我认为聚焦19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演变和转型的语境是合理的，但前提是我认为存在正确的语境。我同意部分对某种理论上不可知论的批评，即主要语境化而不是完全语境化。第三，“改进逻辑”和“生物逻辑”术语源于日常思考和学术借鉴，前者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历史学荣休教授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对财产法的讨论，后者表达了固有的、不可改变的差异。第四，当前马克思主义国际律师在多个领域工作，并且年轻学者的队伍正在壮大。我认为，最好的研究方式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并结合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第五，关于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我同意法律不确定性是结构性的观点，这意味着法律讨论有其合理边界，不能决定所有具体案件的处理。

网投十大信誉排名博士后研究人员林兆然：

我的问题是：首先，如何在国际法中协调马克思主义方法与女性主义等其他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其次，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否应该在没有理解资本主义的情况下采用马克思主义？再次，马克思会如何看待国际法？利物浦大学法律与社会正义学院高级讲师罗伯特·诺克斯（Robert Knox）认为这是一个策略和战术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性吗？我们是要构建一种新的国际法商品形式，还是直接抛弃它？最后，如果对文明叙事的抵制在我们的时代延续，即法律与历史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如何在我们对海洋法或领土法的理解中延续？

Ntina Tzouvala：

TWAIL（第三世界国际法学）是一个折衷的运动，其内部存在各种观点，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关注第三世界统治阶级改革的学者的观点。将TWAIL简单归类为资产阶级政治是不准确的。TWAIL的贡献有限，这与学术之外的现实变化有关，例如第三世界主义作为政治项目的崩溃。这导致TWAIL更多地具有学术性，而非政治性。在LPE（法律与政治经济学）运动中，法律的构成力量被夸大了。法律确实创造了财产的法律概念，但在实际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有限。法律在阴影中进行，而不是直接决定结果。我对TWAIL和LPE的看法是，这些运动内部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与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不同的人。我认为法律和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后者可能对法律的影响更大。基于现有的出版和实践，我认为批判还没有成为主流。

网投十大信誉排名教授赵宏：

这次见面会激发了新的思考，特别是关于贸易法的争议和驱动力。贸易领域一直存在南北经济差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服务于发达国家，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服务于发展中国家。我认为，二战后贸易的迅速发展是由市场主导的，是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法治是由美国作为单一霸权推动的。我想知道贸易领域是否存在您说的逻辑？如何将“改进逻辑”和“生物逻辑”应用到贸易领域？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作出了很多“改进”，但是我在现阶段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达成共识？我认为，有很多方法来解释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与大陆法系相比，普通法系在司法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具有不平衡的影响力，所以我建议大陆法系律师在未来国际法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应当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法中的贡献度。

Ntina Tzouvala：

感谢参与和分享见解，我非常同意您关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观点。在投资仲裁中，合法预期被从普通法系提取出来，成为公平公正待遇的一部分；而在大陆法系中，合法预期通常嵌入在促进社会价值和利益的行政法系统中。回答关于“文明”的讨论时，许多仲裁庭将合法预期称为文明国家的一般法律原则，尽管他们提到的是“国家”而不是“文明”这个词。他们实际上指的是普通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我认为“改进逻辑”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尽管“文明”不能解释所有的国际法，但我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中看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元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美国的反应就是一个例子。

网投十大信誉排名长聘副教授陈一峰：

《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文明”的使用，以及整体法律论证方式中的固有不确定性，这些都可能被转化为权力和统治的行使。我有三个问题：除了这些较标准化的资本主义，从意识形态和对比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如何与您的论点结合？我认为资本主义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东西方之间的优先权差异，还存在于欧洲各国与美国之间，这种优先权如何对您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产生影响？我们是否在以过于单一的方式看待资本主义？其次，当我们在全球层面思考作为文明的资本主义时，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交换，而往往是一种强加的剥削（extraction），这有利于中心国家获得技术、资本和组织结构的访问权。我认为书名可能更多地强调了这一点。您如何看待奴隶链、奴隶贸易以及最终由大英帝国废除奴隶制的问题？最后，回到当代的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的传播，以及不同形式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人们倾向于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全球和地缘政治的现象。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其逻辑是什么？有哪些观点？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

Ntina Tzouvala：

我同意您的观点，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需要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作用。资本主义论点的多样性非常重要，我在书中也略作尝试性的探讨。我认为，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时，最重要的是从全球视角看待。出于实际原因，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国家层面的分析，但这些分析只有将国家层面引向国际层面时才具有说服力。

关于剥削的问题非常有趣。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是指出，人类和文明长期以来一直在掠夺地球资源，但今天的破坏性剥削是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驱动，即交换和利润是剥削的动力。

关于奴隶贸易和英国废奴主义的问题，有观点认为，英国在失去加勒比殖民地后，为获取道德高地而决定废除奴隶贸易。这与另一观点一致，即废奴主义在英国兴起，是因为工资劳动成为道德优越的象征。殖民地和曼彻斯特的自由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并不比奴隶好，这反映了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物质和道德层面上的原因。此外，资本主义下的奴隶制与非资本主义奴隶制被视为不同，显示了国际法在不同奴隶制形式中的差异。

关于当代不同形式资本主义之间竞争的讨论，我并不认为我的论证因此受到削弱，但是无法带来更好的理解。因此，我不打算用一本书来解释世界。

2021级法学院本科生李祎琳：

《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一书革新了我们对国际法与资本主义复杂关系的传统认知。这本书的重大贡献在于，它剖析与解构了国际法中那些熟悉而又不断变化的论证模式。我的问题是，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应当如何行动？尤其是他们如何对国际法律学术中的历史转向作出贡献？

2021级元培学院本科生（法学方向）张卓然：

《国际法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批判：文明与资本主义》这本书中的许多段落让我想起了一些与经典社会学家观点的潜在互动。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您提到马克思主义者有可能策略性地接受解构主义方法，那么您认为这种接受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第二个问题关于挑战主流叙事之后的路径选择。在挑战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是寻求一种新的替代方案还是不同叙事之间的公正立场？进一步，国际法总体性叙事是可能和必要的吗？第三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国际法中的结构性偏见，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法学者而言，应当尝试改革还是革命？

Ntina Tzouvala：

从理论框架中推出战术和策略是困难的。面对国际法体系的固有偏见，无论是第三世界学者还是进步的西方学者都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对于构建一个总体性的国际法叙事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我在书中并未试图涵盖所有的国际法解释。这与建构主义者的观点有所区分。我主张从社会的整体性出发进行思考，但这不意味着仅凭某个概念即可轻易掌握社会全貌。我逐渐倾向于法律理论，包括但不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应更多采用归纳而不是演绎的方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未来发展，我提出一个可能被视为非传统的观点：应减少对历史的过分依赖，增加对当代问题的直接分析。尽管理解现在离不开对历史的考量，但在批判国际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法中，历史有时变成了间接讨论当前议题的手段。因此，应当在确立历史视角的同时，更直接地聚焦于当前的法律实践与挑战。

关于将国际法的视角从国家转向阶级的问题，我认为这既可行但又有限制。可行之处在于我们能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审视国家行为背后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理解国家在国际法中的作用仍旧至关重要，因为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参与者。但同时，我们不能将国家简单化为无差别的理性行动者，而是应视其为不同阶级利益交汇和冲突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