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得知恩师病危，就一直心神不宁，祈祷恩师能转危为安！半夜未能入眠。今早询问时，得知状况不太好，让做好思想准备。尽管不敢相信，依然祈盼奇迹能够发生。迷糊之中，噩耗终于传来，痛彻心扉，泣不能言！
自恩师去年五月底进入ICU以来，几位师友着手为恩师撰写个人传记，我们也得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恩师传奇的一生。恩师生于南洋，青年时期因参加进步活动而受新加坡殖民当局监禁一年零三个月，出狱后受驱逐，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后辗转求学于汕头、无锡，直至1956年考入网投十大信誉排名法律系，他的生活才逐步步稳定下来。从学生到老师，从法律系副主任到北大副校长，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岗位上，恩师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了他人难以企及的成就，在新中国的法学教育、法学理论、法治实践、侨务与人权保障等方面，书写了不朽的人生传奇。
恩师的人生经历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恩师经历了常人难以体验的人生疾苦。除了少年时期遭受的牢狱之灾，青年时期求学过程中的颠沛流离之外，中年又经历了文革的十年浩劫这一国家灾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恩师在获准去新加坡探亲时，得知罗氏家族在新加坡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母亲和弟弟们曾经询问过恩师是否考虑留在新加坡或申请移居香港。经历了多年极度的贫困，突然就有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作为参照物。这对当时的恩师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尽管那时恩师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尽管那时他依然只是一名普通教师，但恩师深知自己对做生意既无兴趣也缺乏天赋，他不可能放弃前半生的理想回来分享弟弟们的成功，他毅然决定放弃自己在家族的所有继承权，返回大陆，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一同前进。恩师说：“青春无悔，其实悔也没有什么用，因为那原本就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命运。”
也许是天道酬勤，也许是对恩师前半生所承受的疾苦的弥补，恩师后面的人生才真正精彩起来，并广为人知。尽管从学校，到法院，到政协，再到中国人权研究会，恩师的职业生涯贯穿多个领域。但几乎在每个领域，恩师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足以传世的成就。在我看来，恩师最受人尊敬的，不仅在于其在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平衡论”、倡导软法理论的研究、推动了人权研究，更在于其开放的学术胸襟和高尚的人格。
无论在平衡论还是软法的提出和发展过程中，争鸣与质疑都从未停止。恩师对此始终抱有一种开放的、包容的态度，允许甚至鼓励不同声音的出现。恩师主编的三本行政法平衡理论论文集，就收录了多篇与恩师商榷的论文。在软法尚未被国内学者普遍接受时，恩师以古稀之年，带领学生远赴多个省市，赴全国十余所高校与科研机构，与师生们开展对话与讨论。最终，软法这一概念得以在学术和实践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当下推动协商民主、公共治理的重要概念工具。
恩师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不屈从于压力，也不回避责任。在任职最高人民法院期间，恩师曾在巨大压力之下，依法公正地审结号称是“中国行政诉讼第一案”的某行政案件。在该案审结之后，被告方律师不仅攻击法院枉法裁判，还攻击恩师徇私枉法。在面对中纪委的调查时，恩师说，“我不认识吴某某，和他的老婆也没有接触。至于钱的事，他吴某某有多少钱能收买我罗豪才，收买我这个大法官？我生不为钱，且受党的教育多年，绝不会为金钱所动。”此番话语，掷地有声，在场的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在走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大门时，恩师说：“我对自己签下的案件和批复负责。如果将来因为某些个案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我绝不推卸责任。”
恩师之品性与风骨，难以一一道出。有幸成为先生的弟子，在门下受教十余年，荣幸之至！想到以后再也不能聆听恩师的谆谆教诲，不能与恩师一起品酒论道，一时情难自禁，泪如雨下！
恩师走了，我很怀念他！